「像我这种叛逆的小孩常想怎幺偷懒,所以上课我也只讲最重要的观

B彩生活
2020
06/11
03:06

「像我这种叛逆的小孩常想怎幺偷懒,所以上课我也只讲最重要的观

「当年我刚分发到国中教书,一堂课都还没上,校长光看到我的样子就开骂了。」黄益中笑着说。老师理平头有什幺好骂的?黄益中耸耸肩,「那时叛逆,留长头髮啦!」

近几年常在媒体上发声、被冠上「热血公民教师」称号的黄益中,形象一直是结实的身材、清楚的逻辑,以及爽快的平头;听他爽直俐落的发言,常会让人好奇:如此个性的人,为何当初会选择成为大家刻板印象中比较安静平实的公民老师?

「其实我一直觉得自己有记者魂,所以考大学时,本来想填的是政大新闻系;」黄益中回忆,「我爸知道我的个性,也没多说什幺,只叫我自己想清楚。我想了想,认为自己不够有勇气、不够积极,所以选了毕业后可以安稳就业的师大公民训育──我觉得这个系所教的,仍然与新闻有关。」

虽说自己不够有勇气不够积极,但后来许多社会运动,黄益中常都跑在前头。「主要是2010年想要买房子的时候,发现像我这样工作七、八年,收入稳定的教职人员,根本买不起房子。」黄益中说,「越是研究相关数字,越是认为这种情况不合理;我想我得替自己发声,2014年才会出来搞『巢运』。」

黄益中自承从小就爱有人聚焦的场合、爱看热闹,所以喜欢有一群人上街头的群众运动。「上街抗议的人常被认为是制度的破坏者,而制度的破坏者常被认为是失败者──除非后来得到主流的肯定,例如李安,例如吴宝春;」黄益中解释,「主流菁英大多循规蹈矩,透过考试等等制度,在体制内得到地位,自然看不起制度的破坏者。但事实上这些叛逆的小孩因为想得多,所以思考逻辑好,才是真的有思办力的人。」

黄益中认为,与其将现在的学生称为「天然独」,不如将他们视为「天然民主」或「天然人权」;「我认为1989年是台湾和中国的巨大分野,那年中国政府对天安门事件的镇压,宣告两岸政府对人权採取了完全不同的看法,而这些看法,透过教育,会让孩子们的思考更有弹性。」

教育能够发挥力量,或许比大家想像得更深更强。「例如与同志婚姻相关的民调,看数字会发现,四十岁以下的受访者赞成比例很高,这有一部分当然是性别教育的效果。所以我认为教育还是很重要的。而且,其实我比较喜欢叛逆的学生啊;」黄益中笑道,「根据经验,叛逆的学生才会在离开学校之后,再回来找老师聊天谈近况。」

教育不仅发生在校园里,也在其他场域,所以黄益中出书、四处演讲,还上电视节目。「我想的是如何突破同温层,让更多人听到我想说的事;」黄益中转转眼睛,「不过上电视什幺的就会被骂说我很世俗啦──事实上自己的同温层里最容易出现这样的声音。」

当然,校园之外的场域要去跑,校园内里的教育也得照顾好。黄益中的课程一向预留让同学讨论的时间,「因为像我这种叛逆的小孩就常东想西想,想的常是怎幺偷懒,所以上课我也会想怎幺用最短的时间,只讲最重要的观念,」黄益中道,「大多数人的注意力只能维持三十分钟,所以我尽量在这个时间里把课程讲完,剩下的时间开放讨论。」

至于大多数老师觉得十分麻烦的进度问题,黄益中倒比较不以为意。「我长期观察考题,发现重要的大考是不会出枝微末节题目的,很多参考书的试题太细了,我答不出来,其实也不是课程重点;」黄益中说,「分辨重点,是老师的功能。而我认为课堂上需要十分,老师就要準备二十分,然后教的时候挑其中的两、三分。对学生的提问和相关的延伸议题要有準备,但不要直接施压,要让学生思考。」

黄益中认为直接施压会带来反效果,培养思辨能力才是真正的教育目的──事实上,这或许也是面对各种公众议题时,每个人都该有的基本态度。「就像婚姻平权相关的争议,其实很多人都不认识事实,只看在群组里乱传的假消息,」黄益中举例,「只要有基本的思辨能力,就不会被骗──至少也会去google一下吧!」

应邀担任「Readmoo电子书」当月店长时,黄益中选书的标準是:「自己读过的、喜欢的,而且认为有价值的跨类型作品。」

从书单来看,可以发现黄益中的阅读跨度很广,从本行的人文领域到经典文学都包括在内。「就像我自己的书里一直强调的:要培养思辨力;」黄益中说,「我实在对造假的资讯一直被传来传去这事感到很厌烦啦!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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